自然之物本无所谓“顽”、“灵”之分。“顽”“灵”的分野在于是否被赋予了人文内蕴。街头巷尾抽签算命人笼养的“灵雀”只不过是普通的家雀；原始部落、少数民族聚居地之“神树”、“灵木”，其实也是普通的树木；大荒山下的一块普通顽石经过曹雪芹的妙笔，便成为“通灵宝玉”。怪不得作为“万物之灵”的人类在社会中尚需遇知音、遇伯乐、遇明主方能成就一番事业，一些原本无知觉、无灵性的自然之物一旦与名人结缘，便可由“顽”入“灵”，附庸风雅，名垂千古了。这真是唐代刘禹锡《陋室铭》所说的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湖南祁阳县的“三吾”（浯溪、峿台、亭）正是这样。一条无名的小溪，一堆无生命的山石，一座普通的小亭，经唐代诗人元结（次山）留连登临，作铭叙怀，也就沾了灵气而扬名天下。哪怕日久天长，其溪干涸，其山崩溃，其亭倾圮，“三吾”之名仍将不朽。这就是文化的力量。 既然扬名不朽，那么对“三吾”的名实有一准确的了解也就完全必要。但是许多辞书、方志乃至论文小品谈到“三吾”都有不少论讹误，有些讹误还由来已久，从未有过订正。
例如，《书屋》一九九六年第六期所载《浯溪忧思》一文，其中谈到：“元结对这里的溪石情有独钟。他将溪水称为‘浯溪’，将最高的石山名为‘峿台’，将山之所建之亭叫做‘垍亭’。‘峿’、‘垍’这两个字，都是他继仓颉之后的独创。”
首先，与元结有关之亭名为“亭”而非“垍亭”，“垍”字早见于汉代许慎《说文》，垍者，坚也，与“”字无涉，毋庸深究。
其次，亭并非建于“峿台”上。元结《峿台铭》称：“浯溪东北廿余丈得怪石焉，周行三、四百步……前有磴高八、九十尺，下当洄潭，其势碅磳……”此石即为峿台。而亭则在峿台之西面另一座稍矮稍小的石山上。元结《亭铭》称：“浯溪之口有异石焉，高六十余尺，周回四十余步，山面在江中，东望峿台，北临大渊，南枕浯溪，亭当虖石上……”两《铭》所记两座石山之方位、高度、周径等均大不相同，非同一石山甚明。
该文另一讹误即谓“峿”、“垍”二字为元结独创。“峿”为元结所造之说由来已久其始作俑者是明、清一些学者及金石文字学家。如明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说：“浯溪、峿台、亭，皆在今永州府祁阳县治南五里。唐元结次山爱其胜异，遂家其处。命名制字皆始于（元）结。字从水从山从广，曰‘吾’者，旌吾独有也。按‘峿’、‘’字、韵书无之，盖制自次山；‘浯’本琊水名，古有此字，湘江之溪命名‘浯’则自次山耳。”此后学者多未深究，盲从其说。如清代著名金石文字学家潘耒在《金石文字记》中说：“《说文》只有‘浯’字；‘峿’、‘瑯’则次山自出新意名之。书家以其形声相应，即依偏旁而为之篆，所谓自我作古也。”清代另一位著名金石学家王昶在《金石萃编》中也说：“‘峿’字与‘’字皆不见于《说文》，台与亭似因浯溪得名，则字体亦出次山新意为之。”
“”字虽不见于古代字书、韵书，但古人多用作人名。如清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十五说：“潘稼堂诗不如黄堂。”黄堂为清代黄之隽，虽与唐代相距有年，但取名是否参借“亭”之“”尚难断定。因为俗字、别字乃至新创生造之字历代有之，尤以俗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产生最多。如六朝佛教造像碑记及宋元话本、明清小说中出现的许多字，在历代字书包括迄今收字最多几达五万六千余字的新编《汉语大字典》中都未收入，如要究其发明权，似不好以现存资料所见最早便归于某人某书，何况古代文献浩如烟海，谁能讲其所见就是最早？将其视为民间约定俗成之字庶几近于事实。
例如，另一个被认为是元结同时所制新字“峿”字便是早已有之。字书如南朝梁陈间顾野王所撰《玉篇·山部》载：“峿，岖峿，山。”文献如托名于战国思想家子华子所撰的《子华子·晏子》中说：“豫章木便楠之可以大斫者，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颜岖峿之区。”此外，宋代《集韵》、《广韵》等韵书均收有此字，音韵、语源均与元结“峿台”无涉。其义项有三：其一为山名，即峿山，在山东安丘县西南，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汶水》中已有记载；其二为形容山高不平貌，语词有“岩峿”，古代诗文中多见之；其三为山交错不平貌而引申为抵触不合，语词有“岨峿”，如晋陆机《文赋》：“或妥贴而易施，或岨峿而不安。”
此外，新编《汉语大词典》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）及许多新旧方志（如《（光绪）湖南通志》）都称“峿台”为元结所筑建，也是错误的。可能人们将“峿台”与一些人工所建“起于垒土”之台如商纣王的“鹿台”、魏武帝曹操的铜雀台等相混淆了。其实元结《峿台铭》对此已经说得很清楚：“古人有畜愤闷与病于时俗者，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，则必山进而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。今取兹石将为峿台，盖非愁怨，乃所好也。”在浯溪有现成山石可凭眺舒畅襟怀之际，元结既无必要也无财力构筑一座“周行三、陌俨健薄ⅰ案甙恕⒕攀摺钡母咛ɡ础?/p>
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，这是人力所无法达到的境界。“三吾”之灵秀就在于其天然质朴，过多的堆砌雕饰，反多了奢华庸俗虚假之气。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不都是如此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