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自1993年10月游新化大熊山之后，曾在《大熊山纪游》(1994年1月20日《湖南日报》)和《回到大自然的怀抱》(1994年3月5日《光明日报》)两文中，提到一个在新化世代流传的故事：昔日黄帝南巡，被一只大熊引来此山，因命名为大熊山。忆曾读太史公的《史记》，在《五帝本纪》中又确有“黄帝……南至于江，登湘熊”的记载，只是历来众说纷纭，不知其确切所指。所谓“众说”，是指历代几位最有名的注家对这一句话所加的注释。其中有南朝宋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在《史记集解》中称：“《封禅书》曰：南伐至于召陵，登熊山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湘山在长沙益阳县。”在这里，他只提到湘山在益阳，可作两种解释：一是他将“湘熊”省略为湘地之山，实际是指熊山；一是他将湘、熊分为两山，但既前引《封禅书》曰“登熊山”，为什么熊山在何处却不曾提及而仅注湘山，故以第一种推测较为合理，他所指的湘山就是熊山。另一注者唐诸王侍读率府长史张守节在《史记正义》中则称：“《括地志》云：熊耳山在商洛县西十里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。湘山一名编山，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也。”与前述那位比他早数百年的裴骃说法相承而又相左。一是将湘熊明确地分为两山，并说熊山就是《史记•封禅书》载齐桓公所登的熊耳山，但又言此山在今陕西的商洛地区，不仅与裴说的湖南益阳相距千里，而且与“湘”无关。这么一来，黄帝就不是“南下于江”，而是穿越河南西入秦川了。二是按他将湘、熊分为两山来解释，称湘山在巴陵(今岳阳市)，也就是今岳阳洞庭湖中的君山则是对的，这在同一部《史记》的《秦始皇本纪》中就有：“始皇二十八年，浮江至湘山祠，逢大风，几不得渡。上问博士曰：湘君何神驷博士对曰：闻之尧女舜之妻，而葬此。于是始皇大怒，使刑徒三千，皆伐湘山树，赭其山。”问题是湘、熊两山相距又为何如此遥远驷对此，唐国子监博士司马贞在《史记索隐》中的解释又完全不同。他引《荆州记》说：“顺阳益阳二县东北有熊耳山，东西各一峰，如熊耳状，因此为名。齐桓公、太史公并登之。或云：弘农(今河南卢氏县西南，与陕西商州接壤——笔者注)熊耳，非也。”他比裴更明确的是没有将湘熊略为湘山，而是指熊山即为熊耳山，并在“顺阳益阳二县”。但益阳前面的顺阳两字就有了麻烦。按顺阳为晋置，故城在今湖北光化县北，后移今河南淅川县东南，和湖南益阳完全扯不到一处。倒是光化县在南齐时名安化，西魏时改名新化，古时与益阳同属荆州。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湖南新化、安化在宋前虽未置县但已有此称(两县均古称梅山，新化为上梅、安化为下梅)，而原来今湖北的新化(安化)又已改名，被司马贞与《荆州记》的作者混为一谈、张冠李戴了驷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句话的本意就应该是“新化(或安化)益阳二县东北有熊耳山。”此系枝节，在此不必深究。最有力的证据是司马贞注中的益阳为西汉时所置县，后汉建安二十二年孙权与刘备争荆州地盘时，吴遣鲁肃将兵拒关羽于此的故城就在今益阳市西，当时的今新化、安化一带正属其所辖，故晋代的裴骝和唐代的司马贞称熊山在当时的益阳境内是合理的。
    在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中同样可议的还有对“召陵”的注释。他在注《封禅书》中的“南伐至召陵，登熊耳山以望江汉”时说：“召音邵。《括地志》云：邵陵故城在豫州郾城县东四十五里也。”同样将它扯到今河南去了。按古代的昭陵虽在今河南有一处，而另一处则正是现在与湖南新化毗邻的邵阳(直到50年代，新化仍为邵阳行政区所辖)。汉时置昭陵县，三国时吴又于县置昭陵郡，晋改郡县俱称邵陵。新化大熊山正是这一带的最高峰(比泰山高100米)，现在晴天的夜晚还可远眺到长沙的灯火，从空间上来说，登之“以望江汉”是完全成立的。
    过去的读书人为《史记》作注，多只是坐在书斋里翻书，足不出户，没有地理概念，加之各处的地名又不断变化和互相重复，穿凿附会屡见不鲜，后人便不断地纠正前人之误。就熊山来说，最有说服力的是南宋理宗时祝穆所著的一部很有名的地理总志《方舆胜览》。由于他是学者(曾任涵江书院山长)而兼地理学家，自然注意到《史记》中的记载及各家所注并详加考订。他在卷二十六的“宝庆府(邵阳县、新化县)”条中写道：“山川熊山。昔黄帝登熊山，意即此也。”
    综上所述，我以为可以肯定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说的黄帝“登湘熊”就是现在新化的大熊山。司马迁是一位很严谨的史学家，他在撰《史记》前曾亲至各地勘察山川，采摭史料，“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于沅湘……”(《史记•太史公自序》)说不定大熊山也是曾经游历过的。

 (弘  征)